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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應該訂定「零死亡願景(Vision Zero)」

文/趙家麟(中原大學景觀學系教授)

20世紀初汽車的發明,將人類的移動方式帶進一個全新的境界,逐漸脫離了獸力與軌道的運輸限制;沒有想到這個重要的發明,到了世紀中已經讓許多大城市產生越來越嚴重的事故傷亡,自從二戰結束後,許多人類的寶貴生命不再只是因為戰爭、疾病、飢餓或天災而失去,卻是因為道路交通事故而失去。

世界衛生組織2002~2018年的數據,全球因為車禍死亡的人數「每年」接近125萬人,另有2至5千萬人因為車禍受傷或殘廢,車禍是除了各式疾病的死因之外,死亡人數第一高的死因,這是何等諷刺又何等荒唐的事;因此,多年以來,許多國家和城市都努力提出各種對策來降低車禍所造成的傷亡。

 

什麼是零死亡願景(Vision Zero)?

20世紀末的1997年,瑞典議會率先通過了「零死亡願景(Vision Zero)」,它的核心精神是「任何人因為道路交通喪生或重傷,在道德上是完全無法被接受的」。鄰近的挪威也於1999年採取「零死亡願景」,之後世界各國如英國愛丁堡(2010年)、加拿大(2016年)、美國紐約(2014年)、澳洲(2018年)、日本(2018年)……也陸續採行,21世紀初全球的國家城市都逐漸將「盡最大的努力讓交通事故傷亡降低,朝零死亡進展」成為共同的目標。瑞典自從2000至2014年,道路交通死亡人數減半,成為從交通死亡角度看來,全球最安全的國家。

紐約市長白思豪於2019年初表示,2018年紐約的交通死亡人數創下百年新低,上次紐約的道路這麼安全還是上世紀的1910年,自從實行「零死亡願景」(Vision Zero)4年以來,紐約市的車禍身亡人數,已經比2013年減少了三分之一。

 

一部澳洲的Vision Zero宣導短片

如果只將焦點放在數目字上,一般民眾不會有感,因為數字是抽象的,並且總覺得車禍這種倒楣事不會發生在自己或家人身上。網路上一部澳洲的Vision Zero宣導短片,非常感人,是一段街頭的訪談。

訪問者冷靜的問一個身材微胖的壯年男子:「這個城市在過去260天中有291人在道路事故中死亡,你覺得什麼數字是你比較可以接受的死亡數字?」男子猶豫思索了一陣子後回答:「可以接受的死亡數字嗎?也許……也許……70…… (心想已經降低很多了)」,接著訪問者要他回頭,男子身後街道那頭走出了一群人,「這就是大概70個人的樣子。」訪者說,當這群人逐漸朝男子走來時,男子的神情開始改變:「天啊……他們是我家人!」,訪問者再問,「那麼,現在什麼是你比較可以接受的數字?」男子皺著眉頭,擦了一下眼角的淚水回答:「零……應該是零。」一個小女孩衝了上來喊他爸爸,接著他的兒子、妻子和其他家人都湧了上來。

這就是Vision Zero的核心精神,任何一個在道路上因為車禍傷亡的人,不是某人、別人或路人,他們都是我們親愛的「家人」,沒有一個人的死亡不會引起一整群家人們的極度傷痛和失落的,這應該就是一個國家和城市道路安全的終極目標。車禍造成的死傷會引發悲慘的連鎖反應,從個人的喪失延伸到社群集體的衝擊,由於人們對於城市街道的安全產生了恐懼,他們在道路上的移動與活動會越來越低,結果是我們的健康因為生活上久坐引發的疾病,和都市中越來越高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越來越差。

 

與傳統安全觀念有別的Vision Zero

Vision Zero立基於一種道德層面的信念,就是人人都該有權利在自己的城市和社區裡安全地移動,而道路系統的設計者和政策制定者,應該共同承擔責任來確保人們旅程的安全。

Vision Zero的安全觀念和傳統的安全觀念有3個最大不同:

    1. 1.車禍死亡是可以預防和避免的,不是現代生活的必然

      長期以來,人們總認為車禍重傷和死亡,已經是現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因此稱車禍為「意外」,顧名思義是意料之外,是無法避免的。Vision Zero的理念是「車禍死亡是可以避免的」,我們應該要有能力預測與預防這樣的悲劇,透過前瞻性、預防性的做法將安全的優先等級提昇。

Vision Zero的理念是車禍死亡是可以避免的,也是要可以預測和預防的。

圖一:Vision Zero的理念是車禍死亡是可以避免的,也是可以預測和預防的。(趙家麟攝)

 

  1. 2.不全是駕駛,而是道路設計者和政策制定者,應該承擔更多責任確保安全

    傳統的道路安全觀念是車輛駕駛背負最大的責任,事故發生都是駕駛或路人的錯。Vision Zero體認到人們總會在某些時候犯錯,因此,道路設計和相關政策要能確保當錯誤發生時,不至於造成重傷或死亡。意思是說,道路設計者和政策制定者,應承擔更多改造道路環境的政策與相關責任,以減少車禍的嚴重程度,而不是將責任完全歸咎給駕駛或用路人。

    設計不良,道路會殺人,也許過去很少人知道道路需要好設計。每次的事故,往往兩造都受害,因為除了酒駕、疲勞、身心疾病駕駛之外,通常不會有人開車出門,是故意要去衝撞其他車輛或路人。很多時候是道路設計的本身,直接、間接引發了事故,結果一方家破人亡,一方抱憾終身,道路設計不好,往往就造成悲劇。

  2. 3.不是單一專業和部門,而是一個跨專業跨部門的整合性任務

    Vision Zero將各種不同的利害關係人拉在一起,共同處理這個複雜的問題。各國以往這種結合交通、工程、政策與公衛等跨專業的合作非常少見,Vision Zero注意到許多因素都與安全有關,包括道路設計、車速、行為、科技與政策,因此,許多城市陸續訂出大家共同的目標朝向零死傷目標邁進。

台灣離Vision Zero的願景有多遠?

看看台灣的情形,中山高在1978年通車,比起西方國家,台灣算是很晚才進入汽車時代,然而40年來台灣道路傷亡的情形,可能會讓人震驚。日前是台灣921大地震20周年,國人對當年各地屋倒路斷的景象與龐大的死傷記憶猶深,921大地震的死亡人數約為2,415人,受傷約11,300人;然而,台灣30年來每年道路事故死亡人數,沒有一年低過921大地震的死亡人數,如果換算成道路事故死亡率(每十萬人口),台灣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是東亞第一,是英國、日本、荷蘭、瑞典、瑞士、挪威、丹麥等國的4倍之多。

台灣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是英、日、荷、瑞典、瑞士、挪威等國的4倍之多。

圖二:台灣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是英、日、荷、瑞典、瑞士、挪威等國的4倍之多。(趙家麟攝)

 

此外,台灣近年急速攀升的受傷人數同樣值得關注,先進國家是死、傷兩個數字一起降,台灣這幾年卻是一個緩降,一個急升,受傷人數幾年內增加了1倍,車禍受傷的總人數,近5年每年都有40萬人(輕傷沒叫警察來的不算),5年總受傷人數約200萬,接近台灣人口十分之一。

這樣龐大的傷亡數字,影響的不只是道安,而是國安層面;是在戰爭中的國家,或是極重大的天災,像921大地震,才有的。台灣人在面對媒體上每天都有的死亡車禍報導卻已經變得越來越無感了。數字只是一個抽象概念,然而每一個「1」的背後都是一個破碎的家庭,是一個夜裡哭泣的父母(或孩子),是一個終生殘疾的人士,或是一個永遠恐懼城市的心靈。我完全不能理解,一個國家的城市治理者,在面對這樣的數字,怎能安心,又怎能放心?

建議政府應從三個方面訂定「零死亡願景」

  1. 1.採行Vision Zero的新觀念,邁向「人本城市」

    歐洲先進國家,如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布拉格,花了40年的時間,逐漸從「車本城市」轉變成為「人本城市」,市中心從當年被汽車佔滿,變成今日充滿行人、腳踏車,城市變得更安全、更乾淨、更有效率、更有活力,也更有商機。

    哥本哈根市中心從當年被汽車佔滿的「車本城市」轉變為優質的「人本城市」。

    圖三:哥本哈根市中心從當年被汽車佔滿的「車本城市」轉變為優質的「人本城市」。(趙家麟攝)

  2.  

    2014年美國紐約市設定「零死亡願景」的目標,是一個重要的宣示,他必須全面檢討作為「人本城市」的各面向改善的工作內容,「人本城市」不是無車城市,而是回歸以行人、自行車和大眾運輸為主幹的城市,自用汽機車不再是主宰城市運輸的主角,就算還有,也不應該是以如此疾速的方式出現,「零死亡願景」絕非一蹴可幾,但是沒有訂下這個目標,就永遠無法接近目標。

  3. 2.政府組織上,必須跨域整合

    如同前述Vision Zero新觀念的第3點,這是一個跨領域跨專業的整合性任務,必須是中央政府跨部會,與地方政府跨局處來做。地方首長必須帶頭,讓包括交通、都發、工務、警察、教育、法務、衛生、監理所等單位都必須進來討論,原本政府機關之內局處的藩籬必須突破。公部門以往慣性的本位主義,往往讓許多需要跨域整合的任務難以推展,形成各做各的事,以至於多年以來台灣的交通死傷事件層出不窮,城市道路天天成為台灣版現代悲劇上演的舞台,責任到底在誰?各縣市改善道路安全的Vision Zero成績單必須要被評比與報導,因此,政府組織必須突破與檢視。

  4. 3.政策上,訂出「零死亡願景」的執行方法與行動計畫

    在新觀念與跨局處的整合機制之後,需要有明確的執行方法,來檢視和分析各項長年累積下來造成道路傷亡的問題,就像虛弱的身體不能頭痛醫頭,需要先進行全身健康檢查,重新徹底找出病因才能對症下藥,以往的做法顯然不足;其中有3項行動計畫是立即可以進行的:

    1. (1)針對死亡和重傷事故做深入的個案研究

      透過環境行為科學的研究方法,有系統地針對台灣交通死亡事故中,道路環境對用路人(駕駛、自行車、行人)的行為之間的關聯性進行研究,會是朝向「零死亡願景」環境很重要的科學實證基礎。

    2. (2)每年指認各城市10大危險路口與路段進行分析與設計改造

      台灣的交通事故超過65%發生在路口,指認10大危險路口與10大危險路段需要大數據,指認之後的原因分析需要跨領域的專業討論,如同複雜的病情需要多科醫師會診,才能準確釐清病癥,以便針對危險路口與路段提出改造的行動。

      台灣交通事故超過65%發生在路口,應該以大數據指認危險路口與路段,提出設計改造的行動。

      圖四:台灣交通事故超過65%發生在路口,應該以大數據指認危險路口與路段,提出設計改造的行動。(趙家麟攝)

    3.  

      此外,道路設計的專業度需要重新檢視,好的道路設計教育、專業與行政執行都需要整體提昇,不能停留在舊式工程設計的思維,否則正確的指認了病徵,卻找來不專業的醫生,對病情恐怕還是雪上加霜。今年初筆者針對斑馬線上一再發生的行人遭撞喪命,指出是「斑馬線殺人」,獲得媒體廣泛的報導,政府立即召集六都針對路口斑馬線的設置提出改造設計,政府的積極是應該地,但是在缺乏全盤嚴謹的研究分析下,急就章式的改造往往會衍伸更多的安全問題,有的甚至完全改錯了方向,讓路口更加危險。圖五的案例是應該要將原本斑馬線(梯形黃框)設置得更遠離路口中心(往左),結果卻完全改錯了方向,更靠近路口中心,讓行人更危險(細節請查閱「斑馬線殺人」報導)。

      錯誤的斑馬線設置,在急就章式的改造下完全改錯了方向,讓路口更加危險。

      圖五:錯誤的斑馬線設置,在急就章式的改造下完全改錯了方向,讓路口更加危險。(高慧玲攝)

    4.  

      英國政府每隔幾年,就有針對全國10大危險路口與路段的改造補助計畫,對逐步提昇市區道路安全影響很深遠。

      英國政府每隔幾年就有針對全國10大危險路口與路段的改造補助計畫,對逐步提昇市區道路安全影響很深遠。

      圖六:英國政府每隔幾年就有針對全國10大危險路口與路段的改造補助計畫,對逐步提昇市區道路安全影響很深遠。(趙家麟攝)

    5. (3)將人行環境改善當成重大政策推動

      人行環境的改善算重大政策嗎?若是從全台每年260個行人死亡,15,000人受傷(還在快速攀升)的數字來看,這事必定重大;從翻轉整個台灣社會對於用路觀念與習慣的角度來看,這事也必定重大;從面對越來越高齡化的台灣社會,完善步行環境對維持年長者身心健康的角度,更是重大的事。人行道改善,工程的複雜度並不太高,但是,它的影響層面既廣且深,政府必須將它視為重大政策來推動。

若是依照Vision Zero的新觀念,道路上的傷亡,道路設計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必須要負擔一定的責任,台灣的城市如何回應這樣的觀念和國際潮流?台灣都市交通以往一味努力讓車行「順暢」的結果,是不是和造成車輛和行人大量傷亡有直接的關聯?是不是讓許多行人在穿越道路,或在路上行走時,都經歷極大的安全威脅?政府單位以往所努力的方向,是讓台灣的道路和城市街道離Vision Zero更近呢?還是更遠?

一個城市的街道安全,這個城市就安全;一個城市的街道不安全,這個城市就不安全,盼望台灣的城市都能訂定「零死亡願景」成為人本城市,才能不僅安全、安居,還能讓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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